月度归档： 2012年1月

Luo是来新加坡旅游的，和老婆一起从马来西亚中转过来。两口子说中文，倒是让我很激动，因为小熊只有和萨米亚聊过。当他得知我在新加坡已经9天了，忙问我给他旅游的建议。如果只呆2天的话，那最好去圣淘沙了。之后我知道他是做电影运营的，而我对电影也算是略知一二，并且也是做销售的。自然也就有很多话题了。 Luo 告诉我，电影在台湾很不景气，是一个很穷的行业。院线已经被好莱坞垄断，并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完全开放和自由的态度，导致了台湾的电影都是小制作和赔钱的。导演们似乎都是有理想而保守的，并且不愿意被改变。Luo 很羡慕大陆，他说大陆有一批非常会拍大片和商业片的导演。他觉得大陆在政策上保护本土电影的思路是非常好的。而台湾的无为而治导致了目前这个状态。

Luo是在海外上的大学，大学本身就是电影专业，而且毕业后这几年一直坚持在这个圈子里。虽然很穷，但是也算是很快乐。不过来旅游前刚刚把工作辞了，家里人也反对他继续电影的事业。他也有点迷茫，甚至有过去大陆发展的考虑。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也被否决了，此次来新加坡也算是安静的想想未来的事情。

Luo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比较小心的表述大陆和台湾关系的问题。我估计是他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当然在电影的问题上就唱所预言，可能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听他长篇大论，尤其是最近几年大陆的电影他道是非常有心得。对于让子弹飞，这个电影，他觉得也是影射现实，能够被审批通过不容易。在姜文、周润发和葛优三个人的飙戏上，他的看法也很独特。他觉得一个演员去演一个自己不擅长的角色是一种挑战，而能把这个角色演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里需要挑战自己的风格也要挑战自己在观众中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润发演的难度最大，这个角色是反面的，和他以前所塑造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而葛优玩世不恭的调侃、阴柔的一面以及小人物的心态似乎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姜文就更不用说了，如以往的硬角色。

我当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倒是首选认同他对于演员挑战自己角色是一个好演员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更淡化历史和文化的东西，而强调人的心理世界，即人是怎么来的，以及人将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些提法，估计能够理解的会很少，不过陈是理解的，他觉得这种对趋势的判断是有这个特点的。比如新邦德，没有以前的邦德帅。但是，007的主要观众是男人，所以帅不是关键，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有点厌倦了名车美女和那种优雅的遇事不慌不忙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现在人更喜欢邦德解决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艰难点反而更好。这些和007所代表的英国绅士文化就越来越远了。

Luo说，这些都是美国人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美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一个影片会有多少票房甚至该如何宣传都可以提前算出来。好莱坞大多数电影也是不卖座的，所以他们会把数据库中表现最好的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整个电影行业可以用工业来形容。很厉害。而在亚洲，除了韩国人是这样在做，其它国家都做的不够好。韩国人完全学习好莱坞的做法，也已经基本形成了电影工业体系。有说回台湾的情况，他觉得台湾差的很远，行业穷也就没有人才进来，而没有各个专长的人才也就无法形成更好的市场规模。恶性循环之后，也就更没有办法。现在台湾电影已经很难有自己的电影明星了。而台湾电影要拍一些特技的时候也得请香港的电影人或者韩国的电影团队来做。又说起香港电影，他觉得香港电影的底子非常好，即使现在香港电影可以说各个环节都不缺人同时也不缺钱。他觉得是香港电影定位的问题。香港电影要兼顾大陆的庞大市场，不得不按照大陆市场的要求来拍。这样港人就会觉得不认同，觉得不是香港电影。而不管香港电影人怎么改，大陆人也觉得这是港片。香港电影两头都不讨好。面对美国和韩国的竞争，既没有保住香港和东南亚市场，也没有拿下大陆市场。

当然周星驰例外了，周的电影在台湾和大陆都买的非常好。这里我们有谈到了团队合作的问题。周星驰是一个合作起来很头疼的人，他有太强的控制欲望。很多他的兄弟都无法进行合作。他觉得这样是悲哀的。而我觉得周的最大优势在于此，对电影本质的把握。我的观点是把事情做成是关键，事情做好，做成，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中有几个人有点情绪是很正常的。领导的关键是对于既定战略的把握和贯彻，而不在于对团队内在关系的把握。而陈的意见相反，他觉得下面的意见很重要，一个中层的关键就是要不断维护下面人的关系，甚至要不断的吃饭喝酒来解决问题，他觉得下面人都是有想法的，不过不能去兼顾他们的想法是不能留的住人的，台湾的电影行业本身薪水就不高，很多人都是为了理想或者信念来坚持的，所以在团队中是否能够沟通顺畅而且快乐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他选择公司的关键。

虽然不能认同他对于问题关键点的看法。但是基本也认同他所面对的问题。同时觉得自己也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也是缺乏的。和 Luo了解可以扩大视野也可以像镜子一样了解自己的做事上的不足和优点。

我留了他的Email算是在新加坡交到的第二个朋友。

萨米亚是小熊背包客宿舍的管理员，我在小熊住了4天，而萨米亚正好都值班，她也是宿舍仅有的几个会汉语的，就这样我们彼此的也就聊的很多。

在沟通能力上我还是很自信的，只是用英语表达会很吃力，如果和一个英语很流利的进行交流的话更吃力，因为她会讲更多的我不清楚的单词此外语速快也是个大问题。和萨米亚交流似乎也有这个问题，有些词她也不清楚如何用汉语去表达。她并非完全的新加坡人，她的爸爸是泰国华人，而父母都没有给她起一个中文的名字。而这些倒是让我有了巨大的兴趣。萨米亚去过中国一些地方，比如贵州和西藏。她觉得这些地方很美，因为新加坡是一个城市，所以对中国城市就没有兴趣了。我告诉她圣淘沙的水有点脏，她倒是很有意见，她会反问中国的水的问题。让我无言。

我倒是很感兴趣，新加坡人和中国人的区别，想法上的。我问她，会有什么区别？萨米亚对这些倒是张口就来，她觉得区别很大，中国人很粗鲁，不讲规矩。我说可能我们上海会好一些。萨米亚反驳道，她的朋友去了上海的世博会，觉得也基本是这样，买东西和吃饭都不能去排队，因为插队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他们也入乡随俗了。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一个故事，桔生南为桔，生北为枳。

萨米亚对于工作还是很认真，即使和我聊天的时候也在整理刚刚洗好的床单，我觉得她比其他几个人都更勤奋，甚至我觉得她应该是老板或者老板的亲戚。当我求证的时候，她说，我太抬举她了，太看得起她了。这个词的用法，让我觉得有点自嘲，不过我估计她没有自嘲的意思。可能汉语对于她们来说有些表达方式已经发生变化了。

在新加坡，你会觉得大多数人都很客气而且很愿意帮助你。你购买他的东西，他会很真诚的表示感谢，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和印度人。而中国人在当地也很容易被识别，因为我们说话的嗓门特别大，而且喜欢边走边谈论问题。同样是地铁，似乎这里的人们都不去争抢，而回来后，浦东机场我们争相去抢座位。在我们这里似乎需要抢才能得到相对的公平。

新加坡很多女人抽烟，不过一般都在室外，因为这里抽烟的罚款很严酷。而开公交和出租车的很多是大叔和大妈，甚至有爷爷辈的。出租车没有把司机隔开的护栏，一上车司机就会输入你要去的地方，如果走高速也就是他们说的ECP，这里产生的费用会提前说好。

但是在这里买东西也需要砍价，秩序感和彬彬有礼和做生意讨价还价是两回事。从国内带来的宾得相机坏了，并且无法进行国际保修。没有办法又买了一个卡片机。而从国内过来一直期待可以买一块手表，也得讨价还价。买手表在前，似乎还没有适应这边的方法。260新元买了一块天梭的腕表。而买相机的时候，我基本就把水平发挥出来了，250新元的相机，砍到了200新元。而且赠品一样不少。算是经典之战了。

为了让此行变得更多体会，我去了宾得的新加坡维修中心，在等技术人员的过程中也算是在新加坡的公司里观察了一下他们的工作情况。这里人非常客气，即使你找的人不是他，他们也会表现很重视你，并告诉大概这个人回来的时间，并表示抱歉。新加坡的公司里并不忙碌，大家似乎有些慢条斯理的做事。和中国公司一样，在关键的问题上还是要请示领导。甚至要把领导拉过来给你解释问题。

之后，我去了竹脚妇幼医院，可惜他们已经放假了，只是在外观已经对其一些重点科室简单的参观了下。医院坐落的地方，前后都有市政公园，而医院的设计非常重视对进入医院公路的设计，这些我估计是便于行动不便的患者可以快捷入院，以及救护车可以快速的到达抢救地点。

在新加坡，我充分感受到了我的外语很差。尤其是会话。我用的词最多的就是This，没有更好的办法是一指即可。在小熊宿舍，有个老外问我，上网的密码。实际上是1234567890而我实在是不会表达从1到9如何说。就把1到9，9个数字说了一遍。想想都觉得好笑。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说的最完整的一句话了。当然我还会讲OK和Thanks 。不过去小印度的摩萨发购物中心，服务人员几乎都是印度人，这下可真的碰到问题了。没有办法，只能叫住一个可能是华人的顾客，帮忙翻译下。那个场景超级好笑。不过也算是圆满解决问题，至少海外华人都算是比较友善而且乐于助人。

我后来问萨米亚要了她的邮箱，萨米亚告诉我她还有Facebook。可惜在中国Facebook是无法访问的。而在新加坡很多企业和景点都有自己的Facebook地址。包括竹脚医院和圣淘沙。萨米亚说等她来上海，会联系我的。呵呵。在小熊后来认识了一个台湾人，他是做电影的，很有才华。而且更关键的是汉语流利，这样一聊就4个小时，一看表都晚上2点了。自主游的乐趣就在于交到当地的朋友。想想自己在新加坡十天还是很快乐的。

港龙公司飞机上的午餐算是其一大特点了。在飞机飞行平稳之后，先给每个客户发一个菜单，上面写着今天吃什么，第一项是需要做出选择的。基本上一个偏东方，一个偏西方。也就是米饭和菜还是火腿和土豆泥的区别。一小份蔬菜沙拉。一小份水果。一个小面包。再加上一杯果汁或者汽水，这就是第一餐。等大家吃的差不多的时候，会每人发个哈肯达斯的冰激凌。冰激凌再吃完，空姐们会拿着红茶或者咖啡问各个旅客需要吗。这个对于我都是最爱，我的犹豫，让空姐给了两个杯子，一杯咖啡，一杯红茶。

一顿饭下来非常爽，甚至觉得旅途也不那么漫长。而两次乘坐港龙航空似乎饭菜也不是重复的，菜单上写着，这个是由什么饮食公司设计的，并保证在每隔2周的时间更新一次。空姐们的服务更是让我觉得非常愉快。但是同样隶属一个集团的国泰航空公司的午餐就没有这么特别了。似乎和国内没有什么区别，而且空姐的服务也一般。港龙航空据说也算是廉价航空公司了，没想到可以做的这么好。

此次飞新加坡来回刨去税费和机场建设费等等，也只有2000元不及新航的一半。确实很让我吃惊可以享受到这样的服务。不过仔细想想，这样丰盛的饭菜其实也花不了多少钱，却让乘客的体验如此不同。看来同样压缩成本，大钱要压，小钱是不能省的。

同样是华人，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春节还是有些区别的。由于年28就搬到了牛车水，也就是中国城。这里的节日氛围非常浓。很多卖年货的。

初一的早晨被吵醒，不到7点外面敲锣打鼓，说是舞狮子和耍龙。小熊这里也被免费送了一个有个电饭煲这么大的染指红色的大馒头。市区里尤其是牛车水很多路口和人行桥上都装点了龙。一到晚上就分外明显。当然政府也集中放鞭炮，而且晚上12点也允许放炮，这一点让我觉得分明是在中国。但是我们国内的拜年除了鞭炮和饺子以及短信拜年外，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但是这里似乎还有很多传统，尤其是当地华人庙宇等宗教团体会以此来组织自己所在区域内的华人一起做些事情，比如舞狮子和发年糕的事情。对此，萨米亚似乎也不以为然，对送上门的年糕也搞不清楚是干什么的。在除夕和初一去华人的商铺，大家都会说新年好，甚至地铁公司的华人也会说的。就连摩萨发购物中心的印度人也会借此说几句中文，甚至会友好的找你握手。这也一改我对于印度人的看法。

新年是一个仪式，新加坡要全国休三天，算是其国家放假最长的节日了。大部分华人的店铺会停止营业。等你一觉醒来，才发现吃饭和购物都非常不方便了。萨米亚说一般初二下午就可以正常营业了，可惜没有。没有办法，最好又去的小印度购买回去的东西。小印度虽然也放假，但是印度人开的店铺似乎没有多少歇业的。

而在国内，只是有一点，春节是需要团园的，大家不远万里要聚到一起。今年过年我算是没有回家，老妈虽然也认同我的理由，但是也表现了诸多不满，只是我一意孤行惯了。家里人倒是最操心的是我的婚事。在新加坡虽然不能通电话，但是SKYPE上倒是沟通颇多，我也邀请瑞典的美女给老爸老妈打个招呼。

X给我发了短信，说家里过年很热闹。她要初七才能回上海了。在新加坡接到了30多条拜年短信，真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短信费用要比国内贵一倍。想想还是等初三回到家在说吧。有的人的电话我没有存，而且拜年也没有写名字，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我们的年越来越流于形式了，大家群发一下就算过完了。

初三到上海的家里，屋子很乱。而7个小时的飞行我也极度疲惫，懒得管了。只是从新加坡回来骨头里都有点暖气很快就被这里的冷风吹没了。打开空调，加上电热毯，也还是觉得冷飕飕的。感觉到了特别的冷，也突然感觉到了是在过年了。

在新加坡，我倒是非常留意这里的生活成本以及在这个小小的岛国上，各个国家的产品角逐。这里普通人的收入大概在3000新币左右。相对于15000左右。蔬菜的价格比较贵，水果的价格便宜，水果价格按照汇率来算比上海还要略便宜。在新加坡一顿午饭大约要3-5新币，也相当于15-25人民币和在上海吃一顿饭也相差无几。电器比较便宜比国内还要便宜。在大卖场的电器主要是日本和韩国的。中国的很少。我们国内号称世界品牌的，这里没有看见。而且就日韩来看，韩国处于进攻态势，日本处于防守状态。韩国的产品在外形上以及功能上都要超越同价格的日本产品。在服装上，我们运动著名品牌在国内和耐克、阿迪达斯价格也就差1-2成，基本上保持在一个价格区间内。而在新加坡基本差距就非常大了，几乎只是人家的零头了。这的确很无奈。我们中国生产的东西，在新加坡都非常便宜，我们的皮鞋比欧美的休闲布鞋还要便宜。服装上更突出。中国已经号称世界工厂，也多是世界低技术产品的工厂而且没有做品牌营销。在摩萨发购物中心这种感觉非常明显。感觉中国通过自己非常廉价的劳动，去让这些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的更好。而同样质量的产品为什么在国内就买的这么贵，在新加坡就变成了一个廉价货。看来我们中国的确制造了大量的剩余价值来造福世界人民，而把污染和血泪留在在自己的国家。

新加坡也是中央集权国家，只有一个执政党。人民是不能随便谈论自己政府的问题的。这里的罚款很严厉而且抓住一定要罚的。而在台湾，陈说，那里基本上以骂政府为荣，甚至网上要是骂的好会变成名人。各个电视台都有自己的观点，批评当局一点都不口下留情。政府就是无能而愚蠢的代名词。因为中转香港，香港的报纸也基本上是以批评甚至嘲讽政府为荣，看来民主问题并不是万能的，他的副作用同样很明显。在新加坡，人民是通过既定规则和法律来生活的，而在国内我们是要看领导的意思。这是我们两个国家最大的区别。陈觉得大陆的政治很好，至少不会出现美国好莱坞统治台湾电影界的问题。

新加坡的秩序感非常强，这里的马来人、印度人以及我们这些过去的大陆人都很快被这种秩序所影响。我们的问题在于这种秩序感的建立与维护。如果管理者本身来否定和破坏这种制度，那制度很快就荡然无存。这个倒是提醒了我，在按时上班的问题上，我确实有点过分了。这个要改正，并继续加强大家的秩序感。

到了上海，从浦东机场坐地铁回家的途中，我看到了一个家庭，在剥桔子，橘子皮就这样被丢到地上。在出唐镇地铁站的时候有个小伙子逃跑，从底下钻过去，地铁的工作人员抓住后，他的亲戚们立刻上来谩骂，这个工作人员也只好立刻把他们放了。我们的秩序感就是这样被破坏的。回来后，我立刻就本能的去抢位子等等。

看来以发展国际大都市为目标的上海，还有很多软件的问题需要提高，我觉得严刑峻法是必要的，同时规则必须要制定并遵守而不只是让听话的人去遵守。当然，在下飞机去推个搬运的推车时，因为东西多，有个打扫卫生的大妈，在一边指挥着，告诉我办法。我也很快就推了出来，她热情的笑笑说，如果是个女孩她会去直接帮忙的，如果是个小伙子她就不帮了。呵呵，很朴实。我想这就是我们相对于新加坡的优势了，我们的老百姓很朴实的，很善良。

上海地铁上的电视广播，描述着过年短信诈骗的事情，并请一堆明星来现身说法。我们的明星们都采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拒绝这种陌生短信并且不在接这种电话。主持人是个警官，他说这是一种很好的处理这些问题的办法。我在想如果真是朋友有麻烦呢。那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冷漠的社会了。在新加坡和上海，我感受到了一种浮躁。在上海这种浮躁很明显。这种浮躁在每个人心里慢慢的堆积，在触发这些愤怒的时候，就爆发了。新加坡的报纸也有一篇文章关于中国和印度的，好像是这样说，印度的基础设施很差，投资者很头疼，而老百姓可能由于种姓制度深入人心，基本心气都比较平和。而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不输于西方，但是可以经常看见人们激烈的争吵甚至是拳脚相加。所以两个国家都有各自发展中的问题。

    有本书上说，出去了，就可以通过另外一个视角来审视自己。这个我也算是体会到了。

住在芽龙，网上说这里是红灯区，甚至会有橱窗，里面坐着衣着暴露的美女。第一天就在大街上逛，似乎没有。第二天去的市里，回来很晚了，似乎也没有。第三天，回来的也很晚，这个时候我发现我所住的酒店门口站着两个短裙的女孩，昨天也好像有，不过这次她们主动向我打招呼，说100元40分钟。我知道这个就应该是网上说的红灯区了。晚上睡觉之前，还是决定出来转转，才发现在巷子下面很多站街女，一条街上有几十个，更个国家的都用。在你走过去的时候会主动去拉你。东南亚人会用非常不流利的汉语叫你哥哥。这个时候我发现路边也有男人在叫你。他后面是一个个屋子，白天我以为是华人的居所，因为大多都供着菩萨，而且是中国式的吊脚楼。没想到都是妓院，一个挨着一个，新加坡可能有管制，严禁里面的妓女把身体漏出来，所以门口都有布帘和屏风，而之前见到的那些站街女大概就不是合法的了。这个时候会有警车通过，而此时这些站街女会收敛下，不再拉过往的行人。

我在自己的酒店下面呆了会儿，有个台湾人一直用台语打电话，似乎是个游客，可能公司出了什么事情一直在沟通。而附近三个酒店的站街女无论拉上那个客户进酒店，他都要过去并且女的会把一个东西塞给他。我想应该是钱，而这个男的应该是组织者。其实操着台语讲话的男的有好几个。

网上说这里的女孩可能有艾滋病，我也算是自爱之人，敬而远之。第四天由于新年来到房间要涨价15元，相当于人民币75块。再说住在芽笼也不是很方便，并且我起床很晚，这样一出去就得很晚才能回来。所以就搬走了。想想红灯区也算是来过了。有一点点的冲动，还是控制住了。100新元要相当于500人民币，此次出国，回去要紧缩好几个月的。

现在想想，还是值得的，这100新元，我给自己买了一条里维斯的牛仔裤，算是对自己的鼓励吧。呵呵。

卡迪亚是一款法国手表，在19世纪是做珠宝的。20世纪初开始做手表，并把手表品牌打造成世界级奢侈品。奢侈品的的营销规划和一般的商品区别比较大。最主要是它更注重对有钱人或者上流社会对于产品的感觉。

而上层社会与我们所经历的社会层面区别比较大，这些人无需考虑钱的问题，要重视社交与身份的认同。作为一个奢侈品，年代久远是一个必须要有的因素。同时也需要一些故事，故事是培养感觉最好的方式。一定要有自己的品牌识别，类似于VI，视觉识别系统。最后一定要在上层社会有自己的声音，比如王公贵族的使用。

卡迪亚似乎用了一百年都在小心翼翼的沿着这几个要素挺进。20世纪初，飞机出现并涌现了一批知名度很高的飞行员，有个飞行员提出来希望卡迪亚可以给其提供一个飞行的时候仍然可以使用的表。而当时的时代能够携带到身上的只有怀表。卡迪亚抓住了这个机会设计出了腕表。并以这个飞行员的名字命名。这个也是卡迪亚最著名的系列的产品。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事物坦克，卡迪亚根据坦克地盘的形状设计了坦克系列腕表，这个系列也逐步发展为卡迪亚经典系列之一。除了腕表，卡迪亚还尝试这把各个国家的文化体现到表上。卡迪亚派出自己的设计师去这些国家，比如印度，让设计师去体会印度的文化，并用印度王宫最珍贵的宝石镶嵌在手表上。这些基本也就奠定了卡迪亚奢侈品的路线。之后，卡迪亚尝试这把埃及文化、中国文化以及日本文化设计到各个系列的表中。

此外卡迪亚仍然重视座钟的研发。采用了水晶来打磨成传动装置，并采用光的折射原理，做出了神秘钟系列产品，神秘钟从外形上看不到表的机芯，引发人们对其究竟的好奇。

奢侈品并非只是要用很多宝石去镶嵌也并非只是在乎雕琢工艺。一个长盛不衰的品牌需要不断的和科技以及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或者事物去建立联系。虽然从后向前看，卡迪亚充满了光辉，但是在这期间也经历过诸多设计失败的产品。所谓成功的都只是少数。

作为非瑞士血统的手表，也不得不面对走出欧洲的问题。因为就全球而言，名表多来自瑞士，而东亚的新贵们似乎对法国的卡迪亚并不清楚。卡迪亚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把自己的研发中心搬到了瑞士，并按照瑞士的规则对自己的产品申请了认证，在70年代，他的多款手表拿到了瑞士钟表协会的认证，而这个认证的要求是极其苛刻的，只有很少的厂家可以做到。卡迪亚可谓对这种事情不遗余力，同时如同麦克杰克逊一样给自己换了个血统。

在对自己品牌的识别上，卡迪亚逐步的建立了最基本的识别标识，蓝钢表针以及刻度后面带有类似火车轨道的刻度盘。这些是对自己设计的一种内在的束缚与坚持。这就是奢侈品，如同一个成熟的人的性格，做事的表现已经趋于墨守陈规，很难去改变自己什么。

2000年以后，卡迪亚换了一个日本人作为自己的首席设计师，相对于一个已经拥有百年历史的欧洲品牌。这是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日本人为其带来了飞陀的概念，也就是手表的传动装置已经不再固定，而是变成可以移动的。此外卡迪亚采用了碳纤维取代钢来作为手表的主要材料，这样在手表的表述时间的精准程度上又进行了大幅度的提高。卡迪亚说自己手表已经无需润滑油了。这些都是高科技带来的变革。

作为一个还在不断发展的品牌来说，卡迪亚也面临这更多的问题，比如新崛起的中产阶级还是觉得它太贵了，而这些人数量众多，造就了诸多瑞士品牌的辉煌。通过展览你会发现卡迪亚面对这个问题它很矛盾。此外就是在品牌的21世纪的形象感觉上如何在进行塑造和丰满。这些不是日本设计师可以解决问题，它在面对一个从未经历过的瞬息万变的时代，辉煌都会被变化而抹杀。它很焦虑，也只能无奈的继续前进。

Luo是来新加坡旅游的，和老婆一起从马来西亚中转过来。两口子说中文，倒是让我很激动，因为小熊只有和萨米亚聊过。当他得知我在新加坡已经9天了，忙问我给他旅游的建议。如果只呆2天的话，那最好去圣淘沙了。之后我知道他是做电影运营的，而我对电影也算是略知一二，并且也是做销售的。自然也就有很多话题了。 Luo 告诉我，电影在台湾很不景气，是一个很穷的行业。院线已经被好莱坞垄断，并且政府在这个问题上采用了完全开放和自由的态度，导致了台湾的电影都是小制作和赔钱的。导演们似乎都是有理想而保守的，并且不愿意被改变。Luo 很羡慕大陆，他说大陆有一批非常会拍大片和商业片的导演。他觉得大陆在政策上保护本土电影的思路是非常好的。而台湾的无为而治导致了目前这个状态。

Luo是在海外上的大学，大学本身就是电影专业，而且毕业后这几年一直坚持在这个圈子里。虽然很穷，但是也算是很快乐。不过来旅游前刚刚把工作辞了，家里人也反对他继续电影的事业。他也有点迷茫，甚至有过去大陆发展的考虑。不过这个想法很快也被否决了，此次来新加坡也算是安静的想想未来的事情。

Luo是一个很谨慎的人，他比较小心的表述大陆和台湾关系的问题。我估计是他很在乎别人的感受。当然在电影的问题上就唱所预言，可能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听他长篇大论，尤其是最近几年大陆的电影他道是非常有心得。对于让子弹飞，这个电影，他觉得也是影射现实，能够被审批通过不容易。在姜文、周润发和葛优三个人的飙戏上，他的看法也很独特。他觉得一个演员去演一个自己不擅长的角色是一种挑战，而能把这个角色演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这里需要挑战自己的风格也要挑战自己在观众中的印象。从这个角度来看，周润发演的难度最大，这个角色是反面的，和他以前所塑造的差距是比较大的。而葛优玩世不恭的调侃、阴柔的一面以及小人物的心态似乎也是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姜文就更不用说了，如以往的硬角色。

我当然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倒是首选认同他对于演员挑战自己角色是一个好演员的观点。我觉得现在的电影，更淡化历史和文化的东西，而强调人的心理世界，即人是怎么来的，以及人将往哪里去的问题。这些提法，估计能够理解的会很少，不过陈是理解的，他觉得这种对趋势的判断是有这个特点的。比如新邦德，没有以前的邦德帅。但是，007的主要观众是男人，所以帅不是关键，而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有点厌倦了名车美女和那种优雅的遇事不慌不忙的就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现在人更喜欢邦德解决问题并不那么容易，艰难点反而更好。这些和007所代表的英国绅士文化就越来越远了。

Luo说，这些都是美国人根据数据得出的结论，美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非常庞大的数据库，一个影片会有多少票房甚至该如何宣传都可以提前算出来。好莱坞大多数电影也是不卖座的，所以他们会把数据库中表现最好的进行大规模的宣传。整个电影行业可以用工业来形容。很厉害。而在亚洲，除了韩国人是这样在做，其它国家都做的不够好。韩国人完全学习好莱坞的做法，也已经基本形成了电影工业体系。有说回台湾的情况，他觉得台湾差的很远，行业穷也就没有人才进来，而没有各个专长的人才也就无法形成更好的市场规模。恶性循环之后，也就更没有办法。现在台湾电影已经很难有自己的电影明星了。而台湾电影要拍一些特技的时候也得请香港的电影人或者韩国的电影团队来做。又说起香港电影，他觉得香港电影的底子非常好，即使现在香港电影可以说各个环节都不缺人同时也不缺钱。他觉得是香港电影定位的问题。香港电影要兼顾大陆的庞大市场，不得不按照大陆市场的要求来拍。这样港人就会觉得不认同，觉得不是香港电影。而不管香港电影人怎么改，大陆人也觉得这是港片。香港电影两头都不讨好。面对美国和韩国的竞争，既没有保住香港和东南亚市场，也没有拿下大陆市场。

当然周星驰例外了，周的电影在台湾和大陆都买的非常好。这里我们有谈到了团队合作的问题。周星驰是一个合作起来很头疼的人，他有太强的控制欲望。很多他的兄弟都无法进行合作。他觉得这样是悲哀的。而我觉得周的最大优势在于此，对电影本质的把握。我的观点是把事情做成是关键，事情做好，做成，才是最重要的。一个团队中有几个人有点情绪是很正常的。领导的关键是对于既定战略的把握和贯彻，而不在于对团队内在关系的把握。而陈的意见相反，他觉得下面的意见很重要，一个中层的关键就是要不断维护下面人的关系，甚至要不断的吃饭喝酒来解决问题，他觉得下面人都是有想法的，不过不能去兼顾他们的想法是不能留的住人的，台湾的电影行业本身薪水就不高，很多人都是为了理想或者信念来坚持的，所以在团队中是否能够沟通顺畅而且快乐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他选择公司的关键。

虽然不能认同他对于问题关键点的看法。但是基本也认同他所面对的问题。同时觉得自己也确实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也是缺乏的。和 Luo了解可以扩大视野也可以像镜子一样了解自己的做事上的不足和优点。

我留了他的Email算是在新加坡交到的第二个朋友。